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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正式进入两会时间。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提了诸多关于教育的好建议、好提案。本期特为大家收集整理他们的意见和观点。你最支持哪一项？去年，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在全国引起关注和讨论。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教服务问题。今年两会，深圳市政协委员高金德、潘争艳、崔军、黄丽萍、李毅联名提交关于“加强我市0-3岁幼儿教育和托幼服务市场改革发展”的建议。提案聚焦了深圳幼儿早教托养服务市场存在的现状及问题，如：深圳幼儿早教托养服务市场发展早，市民对更优质幼教服务需求与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更为凸显，加上放开二胎，使得幼儿早教服务成为竞相进入的利益可观的市场。鉴于此项服务接受方属于无行为能力的幼儿，其服务的好坏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性，然而这个市场缺乏多方监管；深圳市早教服务市场不同程度存在机构数量不足、标准缺失、服务参差等问题，市场处于快速发展与“发育不良”共存阶段；幼儿早教托幼机构的政府审批和管理部门不明确，政府执法管理职责也不明确。据介绍，深圳幼儿早教托幼服务涉及市场监管、教育、卫生、妇联等部门协作，但没有明确0-3岁儿童服务机构主管部门，也没有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政府对学前教育投资不足，居民社区育儿服务配套基本空白，目前仍是全民教育体系链条的薄弱环节。一、全面摸查。明确由市市场监管委牵头，会同教育、公安、妇联对深圳幼儿早教服务机构进行一次全面摸底，公布合法机构名单，供家庭选择和社会监督。对现有机构分类管理，对于非法设立或资质缺乏的，区别情况限期整改到位，整改期间暂停经营。二、清单准入。有关职能部门应协调明确我市社会力量举办幼儿早教托幼服务机构应具备条件和资质清单，向社会公布。对申请者实行严格审查准入和定期检查备案制度。三、提高素质。建立幼儿早教服务从业人员资质考核认证制度，全面强化对从业人员专业技能、思想品德等继续教育，考核成绩与资质定期认定结合，促进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不断提升。四、政府监管。应明确市市场监管委为执法部门，发现非法或不具备资质的机构要取缔。要会同有关部门随机抽查幼儿在园录像、饭菜品质、卫生消毒等。有关部门要建立安全预警机制，及时排除隐患，制定突发应急公共事件预案。五、机构尽责。幼儿早教服务机构应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内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内部管理。六、家长监督。作为幼儿法定监护人，幼儿父母和家长也应尽责，了解机构内部运作，自觉实施监督，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执法部门报告。七、社区配套。将幼儿服务纳入政府社区公共服务范围，在成熟社区设立育儿咨询指导中心，引入专业社工服务，给年轻父母交流育儿经验提供场地，也给孩子营造同伴交往的环境。八、把幼儿教育服务管理立法提上议事日程，明确监管主体，构建政府、市场、家庭、社会力量四方合理配置的幼儿教育服务体系。“做了十几年的老师只有5000多元的工资，幼儿园老师的工资真的太低了，我们是弱势群体。为什么幼儿园老师的工资这么低？为什么无法提高？”在分组讨论中，深圳市教育幼儿园园长王翔表达了这个担忧。她表示，由于幼儿园保教人员待遇过低而造成保教队伍素质偏低、无法留住和吸引专业人才、幼儿教师和保健医生大量缺乏等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学前教育的质量。“一位校长跟我说，三个幼儿园老师的工资，还顶不过一个月嫂的工资。”王翔表示，虽然自2015年起，深圳实行了幼儿园保教人员从教津贴制度，但每个教师按照从教年限一年100元为标准补助，10年封顶，也就是教龄10年以上拿到的最高补助是1000元。由于幼儿园本身的工资标准不高，加上从教津贴，工资的提升幅度仍然不大。她建议，提高从教津贴的标准，从年限一年100元提高到一年200元，上不封顶，使长期从事幼教工作的优秀人员能留在幼教岗位。另一个较为严峻的问题是公办园比例过低。王翔说，深圳现有幼儿园1683所，其中公办园只占3.7%，该比例在全广东省垫底，与上海70%、杭州60%、北京50%和广州30%的公办园相比差距非常之大。公办幼儿园经费不足。政府虽然给予大量的普惠园经费补助，但只能规定补助经费用于人员工资的比例，无法规定幼儿教师的工资标准，所以幼儿园保教人员的待遇提高不明显。她建议，应该大力举办公办园，增加公办幼儿园的数量，将公办幼儿园的比例逐步提高到30%-50%。通过大量办公办幼儿园整体提升保教人员待遇，拉高幼教市场的薪酬待遇标准。小学入学年龄不应以9月1日是否年满6周岁为限。在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上，市人大代表、深圳市实验幼教集团副总经理、深圳实验幼儿园园长刘凌建议调整入学年龄限制，当年12月31日前年满6周岁即可入学。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近来有关小学入学年龄是否“松绑”问题引起热议，修改目前小学入学年龄限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刘凌提出，随着2013年放开单独二孩和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这两批二孩婴儿潮出生的小孩都到了即将上小学和幼儿园的年龄，如何平稳应对即将到来的入学高峰压力，是整个社会都面临的教育难题。根据《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小学一般招收年满6周岁的儿童，各小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般只招收8月31日前满6周岁的儿童，即入学年龄以当年9月1日前是否满6周岁为条件。刘凌认为，这一做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为了赶在9月1日之前出生，许多父母会选择在8月份集中剖腹产，这不仅对产妇和婴儿不利，对医院也带来突然的压力，对我国整体生育质量也是影响。“现在的儿童身心发育提早，家庭对小孩的教育提前，教育密度加大，5岁半的孩子与6岁的孩子在智力与能力上并无差距。”刘凌提出，应将“年满6周岁”调整为“年内满6周岁”，比如2012年出生的不管出生月份，都于2018年入学，依次类推，同时设立2-3年的过渡期循序渐进。邓少勇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深圳在2015年应该有小学至少719所，而当年深圳小学总计只有334所，缺口达到385所。“随着二孩政策实施、港澳籍适龄儿童放开入学等，深圳学位供应压力越来越大，据教育部门测算，预计到2020年，深圳小一学位缺口将达到4.95万个。”邓少勇称。在邓少勇看来，深圳教育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学位紧缺、大班额现象普遍、优质的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他提了三点建议：一是加快新建学校的规划、审批、建设进度。按照规定，区级政府是推进义务教育学位供给的行政主体，建议各区政府进一步优化学位供给规划，做到一区一规划。加大教育用地供给力度，确保用地符合深圳市学校建设标准的相关规定。二是深圳市政府严格督查规划国土部门及各区政府执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规土部门应该主动作为，与区政府紧密合作，加速推进教育用地的审批。邓少勇还公布了一组数据：广东省规定小学班额不超过45人，而深圳的小学平均班额在50人以上，学位紧张区域的学校部分班额接近60人。他建议深圳从2018年起，逐年降低一年级班额，三年内降至每班45人以内，五至八年降至每班40人以内。力争十年后降至每班36人以下。邓少勇还建议深圳小学学校师生比从1:19提高至1:15、初中学校师生比从1:13.5提高至1:12.5，确保每一个孩子均有机会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此外，他还建议深圳开拓培训资源。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建立师资培训共同体，把北京、上海等地的优质资源引进深圳。依托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深圳中小学教师培训体系。他在建议中提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深圳东进战略的推进，以龙岗区为代表的原特区外区域学龄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义务教育学位供需紧张状况将进一步加剧，化解中小学学位供需矛盾需要把握现状，理清思路，合理作为。对此他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发布市、区两级基础教育学位发展白皮书，以供给引导需求；二是针对不同区域的学位需求现状，在学校建设上统筹安排。三是提升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增加优质学位供应。四是建立多渠道学位供给方式。五是加快原村小产权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推进村小改扩建，盘活资源，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孩子的作业该不该让家长批改”引起广泛关注。在1月15日开幕的深圳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同样引起了不少政协委员关注。有委员认为，应厘清家校责任，老师理应肩负批改作业的责任，不能将此责任推卸给家长。家长可自愿参与辅导，但不能硬性规定。但也有委员认为，家长批改作业也有其合理性，可促使家校结合。市政协委员王晓明和朱舜华看到了此现象，联合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厘清家校责任、优化小学教育”的提案》。提案中强调，家长和学校的教育责任应该有一个明确界限。朱舜华认为，批改作业本是教师的责任。老师把责任推给了家长，这是一个扭曲的现象。“教师每天对着这么多孩子，很难做到因材施教。如果老师将批改作业的责任推给家长，意味着老师把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好的责任也推卸给了家长。”朱舜华说。“如果孩子做得不好，家长还有可能发火。这样一来，家长和孩子都绷得太紧了，可能会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王晓明表示：“我了解到，有些教师会在家长群里面将批改作业的情况，互相比较，如果做得不好还会公开批评。这样一来，容易造成比较心理。”王晓明认为，深圳应该参照其他一些城市经验，立法明确禁止“让学生家长代为批改作业”这一现象，由教师自己批改每个学生的作业。王晓明说，家长不应该过分关注孩子学习，家长应多在生活中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思想。市政协委员易松国认为，家长批改作业也有其合理性，可促使家校结合。“家长同时也是教师，也有教育孩子的责任。我相信社会上很多家长其实都会在家里给孩子辅导作业。”易松国说。不同于以上两种观点，市政协委员程红兵则认为，如今的家长，大部分有自己本职工作，工作压力较大。若家长在力所能及以及自愿的情况下，适当地批改作业未尝不可，但应适度。程红兵长期奋斗在教育一线，对此他深有感触。“批改作业的主要责任人在于老师和学校，不是家长。”程红兵说，教师认为可以通过家长批改作业的手段，让家长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让家长体会教师的艰辛，但教师可与家长进行协商，若家长想了解情况，可以多关注孩子作业问题。若还想参与其中，可以批改。“教师应该打通和建立与家长良好的沟通渠道，家长若是有异议，可以逐一向上反映。”程红兵说。市政协代表邓少勇身处教育一线工作，也是深圳市罗湖区淘金山小学的校长。他认为，普通基层老师确实面临大班额、教学任务重的问题。如果是阅读名著，监督摘抄好词好句等拓展性的作业，教师让家长帮忙批改，这样的做法可以理解，但要是所有作业都推给家长，这样无形中增加了家长的负担，也不利于教师分析孩子的学习情况，改进教学策略。邓少勇指出，课程标准和教学进度内的作业必须由教师批改，拓展延伸类的作业可由家长协助，这样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教育。“教师需要跟家长之间互相沟通，探讨出一种双方都满意的方案。家长应更多关注孩子精神层面的东西，例如鼓励孩子阅读等。”邓少勇表示。市政协委员蒋雷提出，到2020年全国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深圳市应走在全国前列，尽快制定相关方案和措施实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蒋雷介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门2017年发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适应初中毕业生接受良好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近几年，全国陆续有部分地区开始实施高中阶段免费教育，深圳市作为我国的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在教育改革和投入方面理应走在全国前列。他建议，在深圳市实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具体可借鉴中小学生免费教育的办法，在公办高中（包括普通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下同）实行免费教育，对民办高中（包括普通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下同）学生发放学位补助。同时，可以实行分步走的方式实施，即首先对公办高中学生实施免费教育，条件成熟再对民办高中学生实施学位补助。